有這樣一群“孩子”，他們大都已成年，但智力年齡只有6到12歲，是一群“永遠長不大的孩子”，但他們的家長卻在慢慢變老，隨著時間的推移，有的孩子已經只剩一位家長的陪伴，或者兩位家長均已近暮年。“養兒防老”無法實現，這些孩子的家長已經在擔心自己去世后房子如何給孩子，存款如何定期定量用在孩子身上并不被揮霍……近日記者走近這一群體的父母，傾聽他們發自內心的聲音。

(資料圖)

“孩子”通過參加公益活動體現自身價值

法律上的無民事行為能力人

近日，記者來到了“青島市市北區春雨殘疾人輔助性就業中心”（簡稱春雨中心），這里有一群特殊的“孩子”，他們是法律上的無民事行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但是他們沒有放棄對生活的希望，在這里他們用自己的雙手創造著價值。

“孩子”在春雨中心開心的生活

走進春雨中心的日間照料室，里面有十幾個看上去年齡不大的“孩子”，正圍坐在一張桌子練習給卡紙打孔。見到有人進來，他們都笑著向我們問好。春雨中心創始人崔永蘭老師介紹道：“這些孩子年齡在十八到二十歲之間，是剛剛送到中心的。雖然他們到了成年人年齡，但智力只能達到五六歲孩子的水平，因此哪怕是打孔這種簡單的技能，他們也需要幾個月甚至更長的時間才能掌握。這間教室就是培養他們基本技能的，以便之后幫助他們就業。”

聽著崔永蘭的介紹，記者又來到了輔助就業室。這里的“孩子”更多，年齡看上去也明顯比剛才的“孩子”們大，其中有的“孩子”頭發已經花白。他們正在認真地做著自己的工作，見到有人進來，他們同樣熱情地打了招呼，然后繼續手中的工作。他們分成不同的小組，有的折紙盒，有的給包裝袋穿線，有的將物品固定在硬紙上……每個人都在做著自己固定的工作。“這些來春雨已經很多年了，其中年齡最大的已接近50歲了，他們經過訓練，現在已經能做一些簡單的手工工作了。”崔永蘭對記者說道。

崔永蘭和“孩子”以及家長在一起

隨后，崔永蘭女士，向記者詳細地介紹了春雨中心的由來。2014年，在殘聯組織的一次“殘疾人就業招聘會”上，崔永蘭了解到社會上有一批智力障礙殘疾人。他們雖然到了成年人年齡，但智力只能達到五六歲孩子的水平。他們的父母知道自己的孩子想要就業簡直是天方夜譚，只能幾十年陪伴在孩子身邊，雖是悉心照料，背后卻是苦不堪言，因為他們看不到未來。身有殘疾的崔永蘭深知殘疾人自身所遭受的不幸與痛苦，她決定要找到一種方法，用自己的方式為智障殘疾人找到就業的機會，贏得社會的尊重。同年12月，崔永蘭創立了“春雨中心”，正式開始了為智力障礙殘疾人提供就業機會的工作。

“長不大”的他們憑勞動實現價值

雖然崔永蘭對智障殘疾人做了多方了解，也對這件事的難度做了充分的心理準備，但真正實施后，她才發現實際情況要比想象中困難太多。第一批送來春雨中心幫扶的，是三十位年齡在十八歲至四十歲的智力障礙殘疾人。折紙袋、給紙提袋穿繩、給紙袋刷漿糊……這些看似極簡單的手工操作，對他們來說就像是在爬一座大山。你講了無數遍，他們依然記不住，操作起來就更是一塌糊涂。而且這些“孩子”都會犯一個通病，就是容易出現焦躁不安的情緒，有時會突然暴怒，甚至動手打女老師。

崔永蘭帶著家長商討孩子的“托孤”計劃

“孩子”們的表現雖然讓崔永蘭有些焦頭爛額，但骨子里的倔勁兒讓她沒有放棄他們。在和“孩子”的交往中，崔永蘭發現智障殘疾人由于長期受到別人的歧視，往往都非常自卑，但內心是非常希望渴望得到別人的認可和鼓勵。因此在平時的練習時，只要有一點點進步，崔永蘭和老師們就給出十分的稱贊和鼓勵。而這些“孩子”得到表揚后，都會異常開心，脾氣也沒有那么暴躁了，也開始愿意學技能了。在提高“孩子”們生產技能的同時，崔永蘭還帶他們參加豐富多彩的社會活動，增強“孩子”們的社會參與感，讓他們感受到自己的社會價值和尊嚴。

經過近1年的訓練，“孩子”們終于漸漸地掌握了工作技能，春雨中心聯系了一些愛心企業，將一些簡單、重復的手工活訂單交給他們做，按月給開工資，并給他們投了勞動保險。“記得第一次他們將自己的工資帶回家交給父母后，那天晚上，我的手機基本就沒斷過，幾乎所有孩子的家長都給我打來電話表示感謝。他們大都帶著哭腔表示不敢相信，沒想到自己的孩子也能自食其力了，這可解決了他們家庭幾十年束手無策的孩子問題。”崔永蘭回憶著說道。

隨著第一批“孩子”成功就業，越來越多的智力障礙殘疾人被送到春雨中心，截至目前，春雨中心已經為136名特殊的“孩子”解決了就業問題。這些“孩子”實現了人生的跨越，家長們內心激動不已，但是有一種擔憂始終圍繞在家長們的心頭——自己離開后，孩子們的生活會是怎樣？

縈繞在父母心頭的擔憂促使他們早做打算

眼看自己的“孩子”找到了工作，能夠自食其力，困擾多年的“孩子”問題得到了解決，這讓家長們都松了一口氣，感覺家庭的生活有了希望。可另一個無法避免的難題，卻正在慢慢接近他們，那就是這些特殊“孩子”的養老問題。

孩子家長認真聆聽托孤計劃

目前這些“孩子”雖然都學會了一些工作技能，也有了相應的收入，但他們平時的生活起居，還是需要依靠父母家人的照顧。而且智力障礙殘疾人士在法律上屬于無民事行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為能力的人群，很多正常人的權益，他們是無法正常行使的。比如父母留下遺囑，將自己的房產留給“孩子”，但來到春雨的孩子都是智力殘障人士，雖然他們的實際年齡從20多歲至50多歲都是成年人，但房產是無法過戶到“孩子”名下，想要出售更是沒有可能。記者采訪了多名“孩子”的家長，通過他們的話語，記者明顯能感覺到他們內心的焦慮，都擔心一旦自己離世，留下的孩子誰能幫著照顧？自己留下的財產如何才能真正用到孩子身上？

>>>寧愿孩子走在自己前面

大齡“孩子”大春（化名）已經快50歲了，回憶起這近50年的經歷，大春的父親陳先生激動不已，從孩子出生時的歡欣歡喜，到發現孩子智力存在問題時的茫然失措、心如死灰，再到后來的強打精神照顧他，陳先生和妻子的心情猶如坐過山車一般。

孩子永遠是家長眼中的寶

陳先生去年年初被診斷得了癌癥，老伴今年也已經70多歲了，他對記者說：“我就是放不下我那智力殘疾的孩子，大春今年也快50歲了，平時穿衣服都需要我們幫助，更別說做飯了。真不知道我們不在了，他怎么生活。我們只希望能死在他的后面，哪怕比他多活一天也好，這樣我們也能閉上眼了。”這些話里透露出陳先生內心萬般無奈。

在采訪過程中記者了解到，跟陳先生持一樣想法的家長并非個例，楚楚（化名）的媽媽劉女士也有著和陳先生同樣想法，“雖然楚楚有智力殘疾，但畢竟是我的孩子，平時別說讓別人，就是楚楚的爸爸照顧，我都不放心，生怕照顧不周，讓楚楚受了委屈。現在我和她爸年齡也越來越大，雖然知道這樣想不對，但還是希望楚楚能走在我們前面，我們爭取多活幾年，讓楚楚多享幾年的福。”劉女士同樣無奈地對記者說道。

>>>觀察身邊親屬有無值得信賴能托付

同陳先生和劉女士的無奈相比，大萱（化名）的媽媽金女士就積極地多。她告訴記者，早在大萱四五歲的時候，她就開始計劃孩子的將來。

金女士一直默默觀察自己的親戚和親戚家的孩子。“看看哪個親戚和親戚家的孩子人品比較好，比較有愛心，不會對大萱表現出歧視的感覺。”金女士告訴記者，她會主動讓大萱多與他們接觸，培養感情，以便能從自己的親戚里，找個合適的托付人選，在她和丈夫離世后，能照顧大萱。

“雖然現在已經大概確定了人選，也和對方基本達成了協議。但我還是有些擔心，畢竟照顧大萱的時間有可能要幾十年，很難保證托付的人能始終如一。”金女士不無擔心地說道：“而且據我了解，由于大萱的情況特殊，如果托付人想要幫大萱處理相關事宜，必須要通過司法途徑，使托付人的監護權具有法律效力，其中的手續還是很繁瑣的。”

>>>把期望寄托在“春雨”

孩子在春雨獲得了“新生”，讓家長們看到了希望，一些家長非常希望“春雨”能護孩子周全。記者了解到，很多家長都表示了對崔永蘭的信任，他們認為崔永蘭真心實意地為“孩子”提供就業機會，解決了曾讓他們束手無策的“孩子”問題。如果他們不在了，將“孩子”交給崔永蘭照顧，他們都會放心。

對此，崔永蘭誠懇地向記者道出了她的顧慮：“我十分感謝家長們的信任，我也非常希望能照顧好這些‘孩子’。但我也會有老去的一天，到時候不但辜負了家長們的托付，也讓‘孩子’們沒了依靠。所以我還是希望大家能共同努力，找到合適的途徑，徹底解決這些‘孩子’的養老問題。”

雖然有顧慮，但是崔永蘭一直在努力，目前她正在籌建一個托撫中心，為這些孩子提供一個照顧他們慢慢變老的地方。

“信托”門檻高，類信托風險大

隨著俏江南創始人張蘭境外家族信托被擊穿的消息傳出，信托再次成為了一個熱詞，人們越來越了解信托之后，也注意到了家族信托的可靠性。一些孩子的家長也向專業人士了解通過家族信托的方式給自己的孩子留下足夠生活的財產，“家族信托不像理財等，能夠實現保本，這是我們最看重的。”但是咨詢的結果卻令他們逐漸打消了這個念頭。“家族信托的門檻太高了，動輒千萬元起步，根本不是我們承受得起的，而市面上的一些信托產品實際上是一種理財產品或者叫類信托，類信托產品跟理財產品一樣是存在風險的。”

記者了解到，目前各大銀行都有信托類的理財產品，但是在談到是否保本以及風險問題上，都說無法為客戶打包票。“購買信托理財的客戶數量不是很多，一般是老客戶回購，就我們一個網點一個季度大概能有一單業務吧。”一名大型國有銀行的工作人員介紹，尤其是從去年開始，信托理財產品實打實地出現了損失本金的情況。

“信托是指委托人基于對受托人的信任，將其財產權委托給受托人，由受托人按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義，為受益人的利益或特定目的，進行管理和處分的行為。適用對信托有一定認知、資金達到一定規模的人群，家族信托最低放入1000萬的資產。”專門從事信托業務的北京德和衡律師事務所的田小皖律師告訴記者，家族信托與信托理財產品是有本質的不同的。

“信托理財產品是指信托公司為投資者提供的一種低風險、收益穩定的金融理財產品，是受托人根據融資方的資金需求設立的特定用途的資金募集行為，委托人基于對受托人的信任，將其財產權委托給受托人，按約定的收益分配期限獲取回報的一種金融理財產品。而家族信托委托人基于對受托人的信任，將其財產權委托給受托人，由受托人按照委托人的意愿，為受益人的利益或特定目的，進行管理或者處分，以幫助實現委托人資產隔離、財富傳承或特定目的安排等意愿。”田律師表示，信托理財產品是一個金融產品，而家族信托是一個法律架構。

理財產品風險性太高不牢靠，家族信托可靠性強但門檻太高，目前這些家長們陷入兩難的境地。

新想法萌生“托孤”計劃正在推進

有沒有一種產品既有家族信托的牢靠又能夠降低門檻呢？家長們多次與為“春雨”提供公益法律幫扶的山東源中律師事務所的律師們表達這樣的想法。多次接到家長們的咨詢，愛心律師們也頗為無奈的是。“家長的這些需求大多屬于信托范圍，而正常的信托產品門檻較高，春雨的孩子和家長們大多不屬于這個客戶群體。”山東源中律師事務所的魏薇律師告訴記者，“有沒有可能為春雨的孩子和家長“私人定制”一款公證產品，“迂回”實現他們的“信托”需求呢？”魏律師和同事們產生了這樣一個想法。

近日，山東源中律師事務所聯合黃海公證處，共同啟動了《“托孤”計劃——私人定制公證產品》項目。該項目在完成第一次與家長們的交流座談、簡單了解了他們的家庭成員情況及需求后，黃海公證處業已開展產品的初步設計工作。“我們希望通過公證處的介入，聯系銀行部門，為春雨的孩子和家長提供一種比單純理財產品更加穩健且具有信托功能的產品。”魏律師告訴記者，目前，該項目得到了青島市殘聯、青島市市北區興隆路街道辦事處的大力支持，青島市女企業家協會的愛心企業家們也通過愛心捐助等形式，在資金方面給予了強大幫扶，讓家長們能以盡可能小的成本，享受類似“信托”產品的功能。

建議

完善委托、監督、訴訟機制

多方合力關愛“長不大”的他們

無論是找親朋好友做監護人照顧“長不大”的他們，還是一款穩妥的信托產品來定期給予他們補助讓他們衣食無憂，最終都要落到這個照顧他們的人或是機構是否能如父母一樣無私。在采訪過程中，所有的父母都表達了這樣的一個擔憂。

對此，青島市政協委員、國際青年創客基地主任王可鋒提出了自己的建議。“其實這些父母們最大的擔憂是自己離開后，孩子們得不到良好的照顧，即使給他們留下足夠的財產但是他們無權處置，最終這些財產是否會形同虛設。”王可鋒表示，“解決這一問題的核心是要完善弱勢群體的保護機制，這是社會發展到這一步的要求。”

“這一機制要包括委托機制、監督機制和訴訟機制幾大部分，從為這些‘長不大’孩子委托監護人開始，到定期回訪、監督對他們的照顧情況，再到惡意侵占他們財產甚至虐待他們的司法保護等。”王可鋒表示，其中與對待普通公民存在區別的是政府部門以及司法部門要更加主動地監督。“因為這些孩子大多是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和無民事行為能力人，他們主動舉報的可能性近乎為零，因此需要相關部門像公益訴訟一樣，主動出擊。”

同時，王可鋒還呼吁政府應該出臺兜底政策，“并不是所有的失智人員的父母都能留給孩子足夠他們度過余生的財產，實際上更多的這樣的家庭都已經難以為繼。這就需要各級政府要摸清這種弱勢群體的數量，以便制定相應的政策，更多的公益組織也要發揮作用，傳遞溫暖，幫助解決這一社會問題，切實保護這一群體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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