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出具《上海寬娛數碼科技有限公司等與中籃聯（北京）體育有限公司不正當競爭糾紛民事裁定書》。該裁定書顯示，因嗶哩嗶哩（bilibili，俗稱“B站”）未經授權便大規(guī)模向公眾提供CBA賽事視頻的點播服務，中籃聯（北京）體育有限公司（簡稱“CBA公司”）起訴至北京市知識產權法院，向嗶哩嗶哩的經營者上海幻電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寬娛數碼科技有限公司索賠406289308.19元。

4.06億元，據體育大生意記者了解，這是中國體育版權侵權案件中索賠金額最大的一筆，創(chuàng)造了我國體育版權侵權案的歷史。在體育大生意記者看來，此次侵權案件的索賠力度在一定程度上彰顯出2021年《著作權法》修訂后對體育賽事版權的保護力度。

【資料圖】

長期以來，由于我國法律對體育賽事版權的性質缺乏明確界定，在遇到體育版權案件時，大多數法院只能援引《著作權法》將體育賽事作為視聽作品，且修訂前的《著作權法》對侵權行為規(guī)定的賠償標準較低，往往由法院酌定賠償金額，最高上限為50萬元。而新修訂的《著作權法》不僅將酌定賠償金額從此前規(guī)定的50萬元上限一舉提高到500萬元，而且還突出了對惡意侵權的懲罰性賠償機制，侵權人惡意播放他人持權的視聽作品的，法院可以在權利人的實際損失、侵權人的違法所得、許可使用費這三種計算方式的基礎上再加判1到5倍給予賠償，而此次CBA公司就主張了懲罰性賠償，賠償總額為賠償基數的3倍。

毫無疑問，修訂后的《著作權法》加大了對體育版權侵權行為的懲罰力度，高昂的違法成本有助于震懾各類平臺長期的擦邊球行為。更令人欣慰的是，2022年6月新修訂的《體育法》在第四章競技體育第52條規(guī)定：“在中國境內舉辦的體育賽事，其名稱、徽記、旗幟及吉祥物等標志按照國家有關規(guī)定予以保護。未經體育賽事活動組織者等相關權利人許可，不得以營利為目的采集或者傳播體育賽事活動現場圖片、音視頻等信息。”而修訂前的《體育法》第四章競技體育第三十四條僅規(guī)定：“在中國境內舉辦的重大體育競賽，其名稱、徽記、旗幟及吉祥物等標志按照國家有關規(guī)定予以保護。”

一經對比，新修訂的《體育法》首次明確規(guī)定要保護體育賽事的圖片和音視頻。但稍令人扼腕的是，新修訂的《體育法》在體育賽事版權方面僅有這一句原則性規(guī)定，缺乏細節(jié)舉措和懲罰規(guī)定，這意味著，未來遇到體育版侵權案件，大概率仍需要靠《著作權法》來具體審理，希望有關部門能盡快根據《體育法》出臺體育版權保護的實施細則。唯有如此，才能真正為體育產業(yè)的健康發(fā)展保駕護航。

合計被盜播221場比賽，CBA索賠4.06億

據體育大生意記者核證，CBA公司經過取證發(fā)現，嗶哩嗶哩以點播的形式向公眾提供了2019-2020賽季CBA聯賽賽事視頻的在線播放服務，至2021年9月CBA公司提起訴訟時仍未停止。經CBA公司調查取證，嗶哩嗶哩網站中存在281個CBA聯賽2019-2020賽季的全場比賽視頻，同時包含當賽季全明星賽的全場比賽視頻，以及至少416個該賽季的賽事節(jié)目集錦視頻。

眾所周知，在2019-2020賽季，CBA官方授權的新媒體賽事版權合作伙伴共有三家，分別是咪咕、騰訊、優(yōu)酷。顯然，嗶哩嗶哩并不包括在內。所以，嗶哩嗶哩提供整賽季的賽事比賽錄像點播屬于侵權。

鑒于嗶哩嗶哩是社區(qū)運營模式，而類似平臺經常以“所有侵權視頻均由社區(qū)用戶自行上傳”為由試圖逃避責任，單靠這招甩鍋給網友，就有不少平臺逃過嚴懲。但CBA公司認為，嗶哩嗶哩網站大規(guī)模提供CBA全場比賽的點播權系主觀故意侵權，且涉嫌教唆誘導網友們上傳CBA賽事錄像。原因有四點：

一、嗶哩嗶哩非常清楚傳播CBA賽事視頻需要CBA公司進行授權。畢竟，嗶哩嗶哩曾是上海男籃的冠名贊助商，也曾在2017-2018和2018-2019兩個賽季與CBA公司簽署《CBA聯賽比賽視頻授權協議》。

二、嗶哩嗶哩設置有專門的“CBA”標簽、專區(qū)和頻道，對CBA賽事視頻進行推薦并建立排行榜，設置和操作CBA頻道、專區(qū)的行為方式屬于主動的、系統性行為。

三、嗶哩嗶哩網站通過舉辦創(chuàng)作活動和設置“充電計劃”等多種措施誘導用戶上傳涉案CBA視頻，應承擔教唆侵權的責任。

四、嗶哩嗶哩有義務也有能力制止侵權行為的發(fā)生，但現實卻是，它不僅沒有制止侵權行為，反而持續(xù)至2021年9月還在推薦CBA賽事視頻。

體育大生意記者查閱裁定書發(fā)現，CBA公司當賽季出售給咪咕等三家的新媒體賽事版權出售價格為每家1.7億元，折合每場比賽的版權使用許可費為35.639413萬元。嗶哩嗶哩被取證到的281個涉案CBA視頻對應166場CBA聯賽比賽及1場全明星周末比賽，總計167場比賽；416個該賽季賽事節(jié)目集錦視頻總計時長2577分鐘44秒，時長折合54場CBA聯賽比賽；以上合計221場比賽，對應權利使用費為7876.310273萬元。

如上文所言，2021年新修訂的《著作權法》規(guī)定了懲罰性賠償機制，即“侵權人拖惡意播放他人有權利的視聽作品的，可以在權利人的實際損失、侵權人的違法所得、許可使用費這三種計算方式的基礎上再加判1到5倍給予賠償”。所以，CBA公司主張適用懲罰性賠償，而主張的賠償額為賠償基數的3倍，即7876.310273萬元×3=23628.930819萬元。

此外，CBA公司還認為嗶哩嗶哩違反了《不正當競爭法》。由于CBA公司向咪咕等三家新媒體平臺出售了當賽季的賽事版權，每家的售價為1.7億元，而嗶哩嗶哩在沒有獲得授權的情況下大規(guī)模盜播CBA賽事，對其它授權平臺形成了不正當競爭，在客觀上會影響其它授權平臺通過播放CBA版權可收獲的傳播效果和商業(yè)變現。所以，這觸發(fā)了《反不正當競爭法》第二條規(guī)定的違法情形，即“經營者在生產經營活動中，違反本法規(guī)定，擾亂市場競爭秩序，損害其他經營者或者消費者的合法權益的行為。”

而由于嗶嗶哩哩在前一個賽季尚且和CBA有合作，在結束合作后依舊繼續(xù)大規(guī)模播放CBA賽事錄像，還設立特定的CBA頻道、專區(qū)等，這些行為易使公眾誤認為嗶嗶哩哩與CBA公司仍存在合作關系，或認為其仍為CBA官方播放網站。這種故意混淆公眾認知的行為已構成《反不正當競爭法》第六條所指的混淆行為。

一言以蔽之，CBA公司認為，嗶哩嗶哩構成獨立的具有競爭法意義的不正當競爭行為，其造成的競爭利益的損失，區(qū)別于著作權利益損失，所以，根據《反不正當競爭法》，CBA主張對不正當競爭行為要求參照該賽季的版權轉播許可費來計算損失，即1.7億元。

此外，由于嗶哩嗶哩的侵權行為持續(xù)時間長、地域范圍廣、涉及場次規(guī)模大，CBA公司為調查和公證侵權行為所花費的取證成本頗高，再加之起訴成本，這兩項成本合計為572383.9元。綜上合計，CBA主張賠償的總金額為406861692.09元。

北京知識產權法院為本案的一審法院，但嗶哩嗶哩的股東上海寬娛數碼科技有限公司在提交答辯狀期間對管轄權提出異議，認為本案應由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審理，理由有兩點：一、本案訴訟標的額（406861692.09元）超出北京知識產權法院管轄第一審知識產權民事案件的訴訟標的額上限，故北京知識產權法院對本案不享有管轄權。二、本案屬于具有重大影響的第一審知識產權民事案件，由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提級管轄審理更為妥當。

但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調整高級人民法院和中級人民法院管轄第一審民事案件標準的通知》（法發(fā)〔2019］14號）第一條的規(guī)定，中級人民法院管轄第一審民事案件的訴訟標的額上限原則上為50億元，所以本案訴訟標的額（406861692.09元）并未超出中級人民法院訴訟標的額50億元的上限。此外，本案不屬于《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知識產權法庭若干問題的規(guī)定》第二條所涉案件類型，故本案由北京知識產權法院審理符合級別管轄的相關規(guī)定。綜上，北京知識產權法院認為，寬娛公司提出的管轄權異議不能成立，于是駁回寬娛公司對本案管轄權提出的異議。

寬娛公司不服一審裁定，向北京市高院提出上訴，并強調，本案標的額巨大，案情復雜，審理難度高，社會影響大，本案的審理對于同類案件具有普遍的法律適用指導意義，所以應由北京市高院審理更加妥當。

北京市高院認為，本案主要爭議焦點在于案件的級別管轄問題。由于本案收到訴狀日期為2021年9月，本案管轄應根據當時的級別管轄標準確定。經審查，北京市知識產權法院依法享有對本案的管轄權，所以北京市高院駁回寬娛公司的管轄權異議申請，維持一審原裁定，且本次裁定為終裁。

在這種情況下，可以預見的是，接下來，北京市知識產權法院將依法對本案進行審判，CBA索賠的4.06億元究竟能否獲得法院支持，可能還需要一個曠日持久的審理、抗辯和上訴過程。但單就這一創(chuàng)歷史的索賠金額，就足以讓那些長期飽受侵權困擾中國本土賽事方長出一口惡氣。

《著作權法》首次引入懲罰性賠償，大幅提升體育侵權違法成本

雖然CBA最終能否如愿獲得索賠的4.06億元尚且需要經歷法院漫長的審理過程，但通過本案可以發(fā)現，2021年新修訂的《著作權法》提出的懲罰性賠償（在權利人的實際損失、侵權人的違法所得、許可使用費這三種計算方式的基礎上再加判1到5倍給予賠償），足以給各類體育賽事版權侵權行為更多的威懾力，最起碼可以讓它們在侵權之前必須掂量和評估一下利弊得失。

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內，由于我國法律對體育賽事轉播權的權利性質沒有清晰準確的界定，所以，體育轉播權在我國法律概念層面上屬于事實上的真空狀態(tài)，而這種真空狀態(tài)無疑會讓某些膽大妄為的平臺敢于隨便侵犯體育賽事的轉播權。由于我國的法律中缺乏對體育賽事轉播權的規(guī)定和保護性條文，所以在審理這類案件時，法院大多數時間只能援引《著作權法》，即將體育賽事轉播權視為一種音像作品。

與此同時，由于我國的《著作權法》在很長一段時間于滯后狀態(tài)，處罰的最高限額也僅僅50萬元，這種懲罰力度對于侵權方和權利方而言都有些過于雞肋。

要知道，我國自2014年以來體育賽事版權售價一路激增，中超賽事版權曾一度高達5年80億，NBA在中國的賽事版權價格為5年15億美元，一旦遭遇侵權，權利方需要經過千辛萬苦、花費大量人力物力財力去調查、取證，而最終即便獲勝，理論上只能獲得區(qū)區(qū)50萬元的賠償，即便再援引《不正當競爭法》予以數罪并罰，頂天也只能獲得數百萬元的賠償，這與之前付出的成本壓根不成正比。所以，很多時候，體育版權機構遭遇侵權行為往往左右為難、無計可施。

根據中國裁判文書網顯示，在《著作權法》修訂前的2020年，涉及到頭部體育賽事的轉播權侵權案件有四個。其中兩個分別獲賠50萬元，另外兩個案例，分別獲賠100萬元和150萬元。賽事版權分別涉及到世界杯、西甲、中超。

好在，2021年《著作權法》得以系統修訂。其中，新修訂的《著作權法》引入“視聽作品”的概念，對解決體育賽事直播、網絡游戲直播、綜藝節(jié)目、網絡短視頻的法律概念提供了重要參考。之前，不同法院對于體育賽事版權屬于過去《著作權法》意義上的類電作品還是錄像制品有分歧，而本次修訂引入視聽作品則統一了認知。

當然，最受業(yè)內稱道的就是體育大生意記者在本文中不厭其煩強調的懲罰性賠償。即，法院可以在權利人的實際損失、侵權人的違法所得、許可使用費這三種計算方式的基礎上再加判1到5倍給予賠償。懲罰性賠償機制無疑讓侵權行為的違法成本大幅提升。

2021年薪修訂的《著作權法》提出了懲罰性賠償細則，并獲得廣泛好評，相比之下，2022年6月新修訂的《體育法》則仍流于原則性（延伸閱讀：《體育法修訂大解讀：體育仲裁領銜三大亮點，軟法屬性獲繼承》）。針對廣大體育賽事機構關心的體育版權侵權問題，新修訂的《體育法》僅在第四章競技體育第52條規(guī)定：“在中國境內舉辦的體育賽事，其名稱、徽記、旗幟及吉祥物等標志按照國家有關規(guī)定予以保護。未經體育賽事活動組織者等相關權利人許可，不得以營利為目的采集或者傳播體育賽事活動現場圖片、音視頻等信息。”

必須稱道的是，這是體育法首次明確規(guī)定要保護體育賽事的圖片和音視頻。但客觀而言，這一規(guī)定也僅僅只是一語帶過，甚至連體育轉播權這個概念都未曾提及。總之，在體育賽事版權如何保護方面，新修訂的《體育法》缺乏具體細則，所以其保護力度或許還是不夠（延伸閱讀：《清華法學院教授田思源：從這六個問題剖析《體育法》對體育產業(yè)影響》）。

可以預見的是，未來，在遇到體育賽事轉播權侵權案件時，恐怕法院還是要靠《著作權法》來審理。鑒于體育版權具有行業(yè)的特殊性，所以希望有關部門早日出臺《體育法》的具體實施細則和更多的配套法規(guī)文件，從嚴從細保護體育賽事轉播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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