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本是一名普通的農家女娃。來青島某工廠打工時，因一次事故，她失去了左手的4根手指。在沉淪一段時間后，她選擇了堅強，通過幾年的打拼，闖出了屬于她的一片天地。深知殘疾人不幸與痛苦的她，在事業有成后，選擇用自己的愛心去幫助成年的智力障礙殘疾人，教他們學習技能，提供工作機會，實現他們的人生價值。經過幾年堅持不懈地艱苦付出，送來讓她幫扶的十八歲至四十多歲的智力障礙殘疾人已經有136名，這些被她昵稱為“喜憨兒”的智力障礙殘疾人都叫她“崔媽媽”……在12月3日世界殘疾人日到來之際，記者來到“青島市市北區春雨殘疾人輔助性就業中心”（簡稱“春雨中心”），見到了被稱為“崔媽媽”的崔永蘭女士，親身感受到了她與那些“喜憨兒”之間不是親人勝似親人的感情。

崔媽媽帶著孩子上央視

她一進門，“喜憨兒”們喊著媽媽圍住她

(資料圖片)

11月1日下午，記者來到春雨中心時，崔永蘭外出辦事還沒回來。跟著中心的楊老師來到日間照料室，里面有十幾個看上去年齡不大的孩子，正圍坐在一張桌子邊學習技能。見到有人進來，他們笑著向我們問好。一名高個男孩帶著憨憨的笑容，走到記者身前，伸出手說道：“叔叔你好，我叫趙小春（化名），我們什么時候能再坐車出去玩啊？”記者笑著與他握手，正想著怎么回答時，旁邊的楊老師說道：“別著急，等天不那么冷了，我們就出去玩。”得到滿意答案的趙小春笑得更加燦爛，開心地走回自己的座位。其他的孩子們聽到后，也都高興地拍起手來。走出日間照料室，楊老師介紹道：“這些孩子年齡在十八到二十歲之間，是剛剛送到中心的。雖然他們到了成年人年齡，但智力只能達到五六歲孩子的水平，因此哪怕是穿線這種簡單的技能，他們也需要幾個月甚至更長的時間才能掌握。這間教室就是培養他們基本技能的，以便之后幫助他們就業。”

崔媽媽和喜憨兒們

聽著楊老師的介紹，我們又來到了輔助就業室。這里的孩子更多，大概有三十多個，正在認真地做著自己的工作。見到有人進來，他們同樣熱情地打了招呼，然后繼續手中的工作。他們分成不同的小組，有的折紙盒，有的給包裝袋穿線，有的將物品固定在硬紙上……每個人都在做著自己固定的工作。就在記者邊聽楊老師介紹邊參觀時，突然一個男孩站了起來，興奮地喊道：“崔媽媽！”接著“崔媽媽”的喊聲此起彼伏，越來越多的孩子站起來，向門口走去。只見崔永蘭正快步走進教室，見到記者后，并沒有馬上過來打招呼，而是帶著親切的笑容走向孩子們。“崔媽媽，我今天折的盒子沒有破的。”“我今天穿繩沒穿錯。”“你看我放的東西掉不下來。”孩子們圍著崔永蘭，爭先恐后地說道。崔永蘭則挨個鼓勵著，不停地向他們豎起大拇指。得到“崔媽媽”的表揚后，孩子們心滿意足地回到了各自的崗位，帶著笑容繼續工作。看著眼前的這一切，記者被崔永蘭身上散發出來的溫暖、親和所感動。

崔媽媽與喜憨兒

一場事故失去4根手指，卻沒有失去她的愛情

“這些孩子比較特殊，他們更需要得到別人的認可和鼓勵，所以剛才沒有先和你打招呼，不好意思。”來到辦公室崔永蘭抱歉地說道。看到記者的目光正看向自己的左手，崔永蘭大方地把左手伸了過來，只見小拇指和中指基本上齊根斷掉，無名指只剩一半，食指嚴重變形彎曲。“當時手術不是很成功，只接上了食指。雖然也沒有接好，基本已經壞死，但有了它，至少我還能包餃子。”崔永蘭開朗地笑著說。因為她的豁達，記者又一次被感動。而接下來她命運多舛的經歷，則深深地震撼著記者。

崔永蘭是山東日照東邵疃土生土長的農家女娃，家中姊妹三個，一個哥哥一個姐姐，她最小。當時的生活環境十分艱苦，雖是老小，但她身上沒有任何的嬌氣和任性。她的父親是一位鐵匠，從小崔永蘭和哥哥就跟著父親走南闖北趕大集。每天很早起床，急匆匆走上兩個鐘頭趕到集市，然后和泥、安爐條、壘爐灶，根據趕集農民的不同要求現場打制不同的農具。她拉著風箱，父親掌鉗，哥哥打鐵。每天忙碌的打鐵生活，讓堅韌深深刻進崔永蘭骨子里。

喜憨兒們做公益

當時的命運對崔永蘭似乎并不友好，在她上初中時，就給了她一次生死考驗。有次她到村里的井臺打水，由于井臺發滑，一失足她連人帶木桶掉進了離地面三米多的深井里。正是開春季節，井水冷徹刺骨，無論她在井下怎么大聲呼喊，周圍沒有一人回應。雖然崔永蘭全身濕透，上牙打著下牙不停地打哆嗦，但憑著骨子里的堅韌，她沒有放棄，硬是用雙手摳挖著井邊的石頭，手腳并用，一寸一寸地爬出了深井，逃離了死亡。

俗話說“大難不死，必有后福”，按道理經過這次死里逃生，今后的生活應該會變得順利，可讓崔永蘭沒想到的，厄運還是再一次降臨到她。

當時農村的生活條件不好，父母雖日夜辛勞，可家里仍不寬裕。看著累出一身病的父母，崔永蘭心疼壞了，她決定出去打工，為家里掙錢。1989年，18歲的崔永蘭來到青島，找了一家印刷廠工作。剛開始她技術不熟練，月薪只有70元。為了盡快熟練，她一面虛心地向老師傅請教，一面用所有的業余時間刻苦練習。憑著骨子里那股堅韌，崔永蘭逐漸掌握了裁切、檢字、排版、印刷、質檢到最后打包的全套技能，一躍成為全廠的技術骨干，月薪也漲到了1200元，并被任命為車間主任。1996年3月，經別人介紹，她認識了在某國企擔任中層的楊先生。兩人一見鐘情，很快確立了戀愛關系。工作和愛情的雙豐收，讓崔永蘭感到滿滿的幸福。

崔媽媽與喜憨兒

1996年4月的一天，擔任車間主任的崔永蘭得知一名工人請假，為了趕訂單工期，她主動替工人上扒頁機工作。萬萬沒想到的是，機器出了大故障，將她的左手手指一下子全部吃進了機器里，四個手指擠壓在機器的縫隙間，頓時被擠壓得血肉模糊，鮮血染紅了半個機器。看著自己血肉模糊且已經變形的手，一向性格堅強的崔永蘭感覺天塌下來了。

第一次手術出院后，崔永蘭想到自己的初戀楊先生，覺得讓一個大企業的中層和自己這個殘疾人結合太不公平。雖然她心里深愛著楊先生，但還是做出了忍痛割愛的決定，她寧肯自己遭受身體和精神的雙重折磨，也不能連累楊先生。出院之后她一直拒絕和楊先生見面，并給他寫信提出正式分手。接下來的日子里，崔永蘭整日以淚洗面，人也消瘦了二十幾斤。讓崔永蘭沒想到的是，她深愛著的楊先生并沒有放棄她，用一句“我絕不會離開你！”回應了崔永蘭提出的分手要求后，楊先生悉心的照顧起她的生活，并耐心地對她進行開導，還買來很多書供崔永蘭閱讀。愛人的不離不棄，讓崔永蘭漸漸走出陰霾，骨子里的堅韌也被激發出來。她不再自暴自棄，開始積極地面對現實。1998年，崔永蘭和楊先生走進了婚姻的殿堂，組成了幸福的家庭。“我還是要感謝上天，雖然奪去了我的4根手指，卻沒有奪走我的愛情。”崔永蘭滿臉幸福地說道。

創業成功后，她選擇幫扶智力障礙殘疾人

崔永蘭用了近3年的時間，徹底走出了左手傷殘的陰影，1999年她重新回到了之前的印刷廠工作。由于左手手指的筋骨都嚴重萎縮變形，已看不出手掌的原來形狀，她不能再回車間，轉職做業務外聯工作。憑借骨子里的堅韌和不怕吃苦的精神，她的業績很快成為廠里的第一名，一年的業務提成收入達到了十萬余元。可生活好像總愛和她開玩笑，就在崔永蘭適應了新崗位，準備再上一層樓時，工廠老板突然去世，家里的親戚改變經營內容，將工廠關閉了，崔永蘭就這樣失業了。

喜憨兒們去鳥巢

對于吃了太多生活的苦的崔永蘭來說，失業的打擊根本不算什么。她和丈夫楊先生商量后，決定自己創業。之前在印刷廠打工期間，憑著她的真摯和誠懇，接觸過的客戶無不對她贊譽有加，她決定成立自己的印刷廠。她從小門頭做起，靠著幾臺舊設備和幾名有經驗的員工，憑著她的質量保證和信用，使印刷廠很快立足了腳跟。為節約資金，印刷廠搬了四次家，雖然辛苦，但節約了廠房租賃費用，工廠的經濟效益也日漸提高。隨著印刷廠在行內口碑的提升，業務一天天多了起來，崔永蘭見時機成熟，又購進一批印刷設備，同時招聘一批聾啞殘疾人進廠，設備、人手的增加，讓工廠的發展蒸蒸日上。看著崔永蘭沒白沒黑的為工廠辛苦操勞，丈夫楊先生不忍心了，他毅然辭掉自己在大企業中層的職務，幫扶著妻子共同經營起印刷廠。在夫妻的共同努力下，終于闖出了屬于他們的一片天地。

工作中的喜憨兒

2014年，在殘聯組織的一次“殘疾人就業招聘會”上，崔永蘭了解到社會上有一批智力障礙殘疾人。他們雖然到了成年人年齡，但智力只能達到五六歲孩子的水平。他們的父母知道自己的孩子想要就業簡直是天方夜譚，只能幾十年陪伴在孩子身邊，雖是悉心照料，背后卻是苦不堪言，因為他們看不到未來。身患殘疾的崔永蘭深知殘疾人自身所遭受的不幸與痛苦，她決定要找到一種方法，用自己的方式為智障殘疾人找到就業的機會，贏得社會的尊重。“我當時就決定，一定要通過事實改變人們對智障殘疾人‘一輩子都是廢人’的社會偏見！”崔永蘭介紹道。

2014年12月，崔永蘭創立了“青島市市北區春雨殘疾人輔助性就業中心”。在此之前她對智障殘疾人做了多方了解，也對這件事的難度做了充分的心理準備，但真正實施后，她才發現實際情況要比想象中困難太多。

喜憨兒們去炮臺山

第一批送來春雨中心幫扶的，是三十位年齡在十八歲至四十歲的智力障礙殘疾人。崔永蘭依據國家對智力障礙殘疾人劃分的級別標準以及他們的實際適應能力教他們相應的工作技能。她安排二級智力障礙青年給紙提袋穿繩，三級智力障礙青年折紙袋，四級智力障礙青年給紙袋刷漿糊。可這些看似極簡單的手工操作，對他們來說就像是在爬一座大山。你講了無數遍，他們依然記不住，操作起來就更是一塌糊涂。崔永蘭并不氣餒，她親自上陣，和幾個有耐心、有親和力的老師一起，手把手地“單兵教練”。可問題又出現了，智力障礙殘疾人都會犯一個通病，他們的耐心有一定限度，對反復操作同一個動作極容易出現焦躁不安的情緒。

二十八歲的劉小春（化名）在車間里折紙袋時，因連連失敗，他就在車間里大發雷霆，將未折疊的紙袋一個接著一個撕得粉碎；另一個三十歲的徐小春（化名）在指導女老師教他穿線時，突然暴怒，動手打了女老師……這樣的事情經常發生，讓崔永蘭有點焦頭爛額，但骨子里的倔勁兒讓她沒有放棄他們。她和老師們不斷的嘗試新的方法，在和學員的交往中，她發現智障殘疾人由于長期受到別人的歧視，往往都非常自卑，但內心是非常希望渴望得到別人的認可和鼓勵。崔永蘭見他們臉上總是掛著憨憨的笑。就給他們起了昵稱——“喜憨兒”，在平時的練習時，只要有一點點進步，老師們就給出十分的稱贊和鼓勵。而這些得到表揚后，都會異常開心，脾氣也沒有那么暴躁了，也開始愿意學技能了。在提高“喜憨兒”生產技能的同時，崔永蘭還帶他們參加豐富多彩的社會活動，增強“喜憨兒”的社會參與感，讓他們感受到自己的社會價值和尊嚴。崔永蘭的真情付出，讓春雨中心的“喜憨兒”感到了家的溫暖，漸漸的他們都開始叫她“崔媽媽”。雖然這些人中有的已經四十多歲了，但崔永蘭還是欣然接受了這個稱號。“第一次聽到他們喊我‘崔媽媽’，我激動地都哭出聲來了。”崔永蘭不好意思地說道。

喜憨兒展示作品

找到了正確的教學方法，春雨中心的“喜憨兒”漸漸地掌握了工作技能。崔永蘭給他們提供了各自適合的工作，按月給他們開工資，并給他們投了勞動保險。在春雨中心上班，大家的情況基本差不多，崔媽媽和老師們每天笑臉相迎，“喜憨兒”再也不用擔心被別人挖苦取笑，他們慢慢不再自卑，變得開朗自信起來。“記得第一次他們將自己的工資帶回家交給父母后，那天晚上，我的手機基本就沒斷過，幾乎所有孩子的家長都給我打來電話表示感謝。他們大都帶著哭腔表示不敢相信，沒想到自己的孩子也能自食其力了，這可解決了他們家庭幾十年束手無策的孩子問題。”崔永蘭回憶著說道。

解決了“喜憨兒”就業問題，該要解決養老問題了

八年間不斷地探索和實踐，使崔永蘭趟出了一條幫助智力障礙青年就業的成功之路。現在“春雨中心”安排前來學習和就業的“喜憨兒”已達一百三十六人，這就意味著為一百三十六個智力障礙青年家庭解決了幾十年束手無策的“孩子難題”。回想這八年，有艱辛，有委屈，但更多的是肯定和支持。

平日與“喜憨兒”朝夕相處，讓崔永蘭深深體會到，針對他們的教育和管理是一件多么困難的事。有的“喜憨兒”平日下班后坐公交車回家，坐過站是常有的事兒，家里人來電話追問：孩子為什么還沒回家？崔永蘭就會馬上放下手頭的事，趕快出門四處找孩子。有的“喜憨兒”會拉褲子尿褲子里了，崔永蘭和老師們就像媽媽一樣耐心給他們處理干凈直，并給他們換上干凈衣服。有的“喜憨兒”容易出現脾氣暴躁情況，經常因為在下班路上與他人動手打架被110帶走，當警察詢問家人聯系方式時，他們都會說“崔媽媽”的電話，崔永蘭曾被很多派出所叫過去領人，與警察講明情況后，再耐心給“喜憨兒”講道理，最后把他們送回家中。“對這些事我已經習以為常了，既然做了他們的‘崔媽媽’，我就有責任照顧好他們。”崔永蘭堅定地說道。

喜憨兒在表演

每天處理“喜憨兒”的各種事情很辛苦，但崔永蘭并不覺得委屈，使她感到委屈的是別人的不理解。曾有些不了解實情的人指責“春雨中心”是“利用殘疾人掙錢”，聽到這些誤解，要強的崔永蘭不做過多解釋，只是默默地把幫扶“喜憨兒”就業的事做得更好。心里的委屈只有帶回家里，在丈夫楊先生的懷里哭得稀里嘩啦時傾訴出來。

隨著崔永蘭和工作人員們堅持不懈地真情付出，“春雨中心”的“喜憨兒”都從過去的悲觀情緒中走了出來，變成充滿自信的陽光青年。這讓越來越多有“喜憨兒”的家庭，把孩子交到“春雨中心”，希望能給自己的孩子一個未來。“喜憨兒”越來越多，原來中心的辦公地點已經快滿足不了“喜憨兒”就業的需求了，崔永蘭開始四處尋找合適的辦公地點。而“春雨中心”這些年所做的事，得到了市、區殘聯領導的肯定和支持，他們的主動幫崔永蘭聯系、協調相關街道辦事處，在各方人士的幫助下，“春雨中心”終于在今年搬進了現在的這個辦公地點。這里不僅有寬敞的培訓教室、工作車間，崔永蘭還為“喜憨兒”建了康復理療中心、干凈整潔的食堂、各種興趣特長培訓教室、心理咨詢輔導工作室等等。

工作中的喜憨兒

“春雨中心”能有現在的發展，跟社會各界的幫助是離不開的。青島市、區兩級殘聯一直做著“春雨中心”的堅強后盾，社會志愿者團隊常年主動為“春雨中心”做著各種服務，愛心企業的領導和職工經常前來送米、送面、送油、送慰問品，一些外貿、食品、包裝企業主動拿訂單到“春雨”加工……“正是有這么多愛心人士的幫助，‘春雨中心’才能幫那么多的‘喜憨兒’解決就業問題，真的非常感謝提供幫助的所有人。”崔永蘭感慨地說道。

今年年初時，一位大齡“喜憨兒”的父親找到了崔永蘭，告訴她自己被診斷得了癌癥。接下來他說出了很多大齡“喜憨兒”家長們都有得擔心，他說：“我和老伴年齡都挺大了，閉上眼也放不下我那智力殘疾的孩子，他的年齡也大了，我們只希望能死在他的后面，哪怕比他多活一天也好。”這位父親的話讓崔永蘭久久不能平靜，她深深地體會到家長們為自己的“喜憨兒”養老問題的擔憂。這還讓她想起了另外一件事情，2019年崔永蘭受中央電視臺“向幸福出發”節目組邀請，做了一期節目介紹了“春雨中心”。節目播出后，崔永蘭接到了全國各地很多家長的電話，希望能將自家的“喜憨兒”送到“春雨中心”來。可當時中心的條件有限，只能接收青島本市的“喜憨兒”，崔永蘭只好婉拒了他們的請求，他們失望的語氣曾讓崔永蘭心里感到刺痛。

崔永蘭把兩件事結合到一起思考后，心里有了一個大膽的想法。目前“春雨中心”的條件，只能為“喜憨兒”提供輔助就業，不能提供生活幫扶。能不能尋找一個合適的、面積足夠的地方，建一個“喜憨兒小鎮”，為“喜憨兒”提供吃、住、工作等全方位的幫扶，這樣既可以讓大齡“喜憨兒”的家人放心孩子的養老問題，也可以接納更多外地需要幫扶的“喜憨兒”。有想法就努力去做，崔永蘭馬上開始為她的這個夢想東奔西走起來。“目前事情已經有了很大的進展，地方已經基本確定，接下來就要考慮下一步的一些細節問題了。我希望我的夢想能早日實現，能給更多的‘喜憨兒’及其家庭帶去希望。”崔永蘭向記者介紹道：“我們的‘喜憨兒’經過培訓，能夠做簡單的、重復的手工活，如果有愛心企業有這方面的需求，可以交給‘喜憨兒’去做。12月3日是世界殘疾人日，我知道我一個人的力量很有限，在此我希望能有更多的人關愛殘疾朋友，理解他們真正的愿望與渴求的生活，尊重他們身為一個自由人的權利和尊嚴。”

標簽： 智力障礙 辦公地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