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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代基層小吏書箱里的“書籍史”

發(fā)布時間：2023-07-08 06:01:55 文章來源：光明網(wǎng)-《光明日報》

秦代基層小吏書箱里的“書籍史”　　作者：楊博（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

作者：楊博（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在紙張出現(xiàn)之前，簡牘是最主要的文字書寫材料。《尚書·多士》里面記載周公對“商王士”的誥令，其中有大家熟悉的一句話“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這是說商人的先人已經(jīng)有了簡冊，上面記載了“殷革夏命”的舊事。《論衡·量知》里記述了簡冊的制作方法：“截竹為筒，破以為牒，加筆墨之跡，乃成文字，大者為經(jīng)，小者為傳記。斷木為槧，析之為版，刀加刮削，乃成奏牘。”簡牘是對竹或木制成的書寫材料的統(tǒng)稱，包括簡冊、牘、觚等。可以說，竹木簡牘是中華文化最重要的文字載體，承載著先人無窮的智慧。

《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天下之事，無大小皆決于上。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說的是天下所有行政事務無論大事小事都要秦始皇來親自裁決，甚至用“衡石”計算處理的文書，每天有明確的定額，不完成定額不得休息。“衡石”，張守節(jié)正義：“衡，秤衡也。”裴骃集解：“石，百二十斤。”秦代一斤的重量約合今天的250克左右，丘光明等對有自重刻銘的秦權實物的實測數(shù)據(jù)，得知其平均為257克（《中國歷代度量衡考》，科學出版社，1992年，第394頁），“百二十斤”約為30.8公斤，秦始皇每天必須處理的“書”據(jù)推算要超過30萬字（王子今《秦始皇的閱讀速度》，《博覽群書》2008年第1期）。皇帝如此勤奮，地方官吏也是夙興夜寐，不敢懈怠。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秦代作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統(tǒng)一的中央集權制王朝，歷史地位非常重要。可惜由于存在時間短暫且曾推行焚書政策，留下的文獻資料極為有限。北京大學入藏的秦簡牘，大約抄寫于秦統(tǒng)一前后，包含20多種不同類型的文獻，內容涉及古代政治、地理、社會經(jīng)濟、數(shù)學、歷法、醫(yī)學、文學、民間信仰等諸多領域，展示出當時基層社會豐富多彩的一面，使我們對戰(zhàn)國晚期至秦代社會文化的了解大為豐富和擴展。從竹簡《從政之經(jīng)》之類的文獻來看，這批簡牘的主人應是秦的地方官吏。簡牘入藏時原始保存狀況較好，室內揭剝清理時發(fā)現(xiàn)簡冊還保存著成卷的狀態(tài)，清理的10卷竹簡下還留存有竹笥、槨板等承托物，可以推測簡牘在最初裝入竹笥時，就是分左右兩部分層壘擺放的。這件竹笥，我們可以理解為是一位秦代官吏的“書箱”。通過“書箱”內的簡牘，去了解當時“書”的內容聚合、簡冊序連和圖書分類，也是饒有趣味的問題。

內容聚合比較好理解，就是把內容有關的文獻編輯成一本書。韓巍先生曾經(jīng)介紹過，在北京大學收藏的秦簡牘中，與數(shù)學相關的內容比重最大，即卷三、卷四一部分與卷七《成田》、卷八《田書》，計有400余枚。抄寫在卷四上的《算書》（甲種），共235枚簡，其內容由四部分構成：

一是開頭的32枚簡，共800余字，以魯久次和陳起二人問對的形式，通過陳起的回答，詳盡論述了古代數(shù)學的起源、作用和意義。這段文字原無篇題，由篇首語定名為《魯久次問數(shù)于陳起》。二是抄寫于8枚簡上的“九九術”乘法口訣表，分上下五欄，始于“九九八十一”，終于“一一而二”。三是《算書》甲種的主體，即“算題匯編”。其編排次序首先是“少廣”術（簡41-59）；其后的簡60-145分為“田”“租禾”“租枲”三篇，每篇之前各有一枚單獨的“篇題簡”；排在最后的簡147至220，未見明確的篇題和分篇標志，但按《九章算術》分類，其排列順序大致是“方田”“稅田”“衰分”“粟米”“勾股”“合分、乘分”（《九章算術》歸入“方田”）“商功”“贏不足”，與《九章算術》各章的排列順序大多一致。四是衡制換算（簡220-235），其單位從大到小依次為石、鈞、斤、魁（六兩）、兩、錘（八銖）、錙（六銖）、分錘（四銖）、分錙（三銖）、銖（韓巍《北大秦簡中的數(shù)學文獻》，《文物》2012年第6期）。

這樣，《算書》甲種的四個部分構成一個有機的整體。《魯久次問數(shù)于陳起》相當于全書的“序言”，起到開宗明義的作用。該篇最后一句說：“酈（隸）首者筭之始也，少廣者筭之市也，所求者無不有也。”有證據(jù)表明，“酈（隸）首”就是緊隨其后的“九九”乘法口訣表的別名（韓巍《北大藏秦簡〈魯久次問數(shù)于陳起〉初讀》，《北京大學學報》2015年第3期；程少軒《也談“隸首”為“九九表”專名》，《探尋中華文化的基因二》，商務印書館，2018年，第202頁）。而“九九”乘法表之后，位于“算題匯編”之首的恰恰是“少廣”。由此可見，《算書》甲種的篇章結構是編者精心安排的結果，體現(xiàn)的是數(shù)學文獻同類聚合的態(tài)勢。

一種數(shù)學“書”需要235枚簡抄寫，若是勤加翻閱，“韋編三絕”的故事恐怕也不會少。散亂的竹簡就要重新編序，初次抄寫完成的竹簡同樣也會有編序的問題。“簡背劃線”是解決這一難題的重要發(fā)明。在北大秦簡牘整理過程中，孫沛陽發(fā)現(xiàn)了“簡背劃線”的存在。隨著整理的深入，研究者發(fā)現(xiàn)參照背劃線來重新恢復簡冊也并非那么簡單。

背劃線以刻線最常見，墨線情況較少。絕大部分都是自左起，向右下斜行，形成于編聯(lián)之前，目的是為竹簡標示次序，最終為編聯(lián)成冊做準備。從已有資料看，面向簡背時，背劃線都是自左起，向右下斜行，即左高右低。但從戰(zhàn)國、秦到西漢簡，背劃線劃過的簡數(shù)（或者說背劃線的起止長度）不太一樣。但是在一篇之內，似乎各組背劃線劃過的簡數(shù)還是基本相同或接近的，這說明書手在抄寫這一篇時，取用的是同一類竹簡，它們可能就是同一個制簡人制作的同一批簡。背劃線制作的目的是對竹簡的順序進行標示。這種標示是對書寫文字之前的竹簡所作的一種初始序連（何晉《淺議簡冊制度中的“序連”——以出土戰(zhàn)國秦漢簡為例》，《簡帛》第8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451-469頁）

那么，書手在抄寫中取用這些竹簡時可能完全遵守這種初始序連，也可能有時不太那么嚴格遵守。編聯(lián)成冊是最終的序連，此時無論是竹簡的物理順序還是文字內容順序都被徹底固定下來。這時我們可以觀察，初始序連的背劃線和最終序連的文字內容順序之間的對應關系。如《田書》的背劃線，按照正面文字內容的成田畝數(shù)，一畝、兩畝依次排序時，理論上簡背面的背劃線應該是一條左高右低的斜直線，實際的情況卻呈現(xiàn)出不規(guī)則“W”形的曲線。這是由于書手在取簡時弄錯了上下方向，或竹簡背面劃上劃線后并未翻過來，書寫者取用時可能從右到左把簡翻過來一支書寫一支，這兩種情況都可能造成“逆次簡冊背劃線”。

《田書》的成田畝數(shù)等數(shù)字內容是規(guī)律化的，假如卷八整理時已被擾亂，并未像現(xiàn)在一樣留下較為清晰的分卷情況，簡背劃線即成為重要的參考，則不可避免地與簡文內容產生令整理者苦惱的抵牾。這提醒我們在簡冊序連時要對簡背劃線的作用保留清醒認知。背劃線在編連中起到的作用主要在于分組，而在一組內它又可部分起到簡單頁碼的作用（或由于書手疏忽，前后頁碼會出現(xiàn)顛倒），而各組的先后順序，并不能通過劃線確定。

“書”在竹簡上抄寫完畢，不閱讀時可能會被放入書箱。書箱里不同種類的書是怎么擺放的，也是有趣的問題。前面也提到，秦簡牘在最初裝入書箱時，是分左右兩部分層壘擺放的，也即室內發(fā)掘固定后的東、西兩組。東組的主體卷三、卷四為算數(shù)書。西組卷〇《三十一年質日》、卷七《成田》、卷八《田書》與卷五《三十三年質日》放置于一處。“質日”簡，是秦漢官吏所使用的一種值班日歷或值班日記，羅振玉、王國維等原稱其為“歷譜”，馬克曾改稱為“歷日”，以為它相當于后世歷書。若將其視作古書，還是應當歸入《漢書·藝文志》（簡稱《漢志》）所記述的“歷譜類”（李零《蘭臺萬卷：〈讀漢書·藝文志〉（修訂版）》，北京：三聯(lián)書店，2013年，第182頁）。

巧合的是，“歷譜類”在《漢志》中歸入《數(shù)術略》。《漢志·數(shù)術略》共計載有18種歷譜書，其中有算術書兩種，即《許商算術》26卷、《杜忠算術》16卷。這兩種書與東漢時期的《九章算術》有關是學界共識。如顧實“蓋其書（《許商算術》）與今存《九章算術》有關”（《漢書藝文志講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24-225頁）。沈欽韓也認為“此許商、杜忠所為即是九章術。（《漢書藝文志疏證》，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145-147頁）。”錢寶琮也指出“（二書）應該是東漢初編纂的《九章算術》的前身。（《算經(jīng)十書》，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第83-87頁）。”幾篇竹、木觚、牘的“傭作文書”也是與同類文獻相鄰。卷四下竹牘Z-011，《田書》下木牘M-016與木觚M-015等，均是雇傭勞作及支取工錢的記錄。

另外，卷一《公子從軍》、卷九《從政之經(jīng)》《教女》、木牘M-009《泰原有死者》及木簡乙《隱書》等五篇歸屬《漢志·詩賦略》雜賦類的文獻，它們的位置關系是《泰原有死者》在最上，下面疊壓《公子從軍》，《公子從軍》與《從政之經(jīng)》《教女》可依次提取，《隱書》疊壓在卷九之下。兩篇詩賦略·歌詩類文獻，木牘M-026“歌詩”整齊地壓在竹牘Z-002“歌詩”之上。這就說明書箱內不同種類的“書”可能是按類別分開放置的。

綜上所述，透過秦代基層官吏的書箱，不僅使今人看到了秦代圖書文獻分類、聚合的實物證據(jù)，也提示著《漢志》及由其上溯的《別錄》《七略》等文獻分類方法并非空中樓閣，而是有著深刻的社會現(xiàn)實淵源。

《光明日報》（2023年07月08日?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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